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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隐者的博客

撷趣江湾坐 擎竿望静流 未思寻酒菜 只想钓清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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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原创]怎样写好诗?(2)兼谈诗的语言形式(上)  

2013-07-08 07:30:06|  分类: 诗词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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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写好诗?(2)兼谈诗的语言形式(上)

     上一节我提出:“诗是从原始的、日常的言语中萃取而来的,各族人民原创的语言文字就是诗(因为原始人先有“诗兴”,而后才有“史识”),但必须在后来的鉴赏、交流、学习和推广中不断加以淘洗、锤炼、去粗取精和推陈出新,才能充分显露诗的真正价值,也就是练出了‘好诗’”。这不仅可以从孔子首倡“诗教”和选编《诗经》以来中国古典诗恢宏的实践中找到数不胜数的例子,而且可以从西方的一些重要的美学著作中找到理论根据。例如,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九章便说:“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公元前三四百年的大师的这种认识,说明此前的诗具有何等崇高的文化地位!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本身还是诗人,当然深知诗的哲理性,但因诗比历史更多个人的想象和主观的意愿的成分,所以认为在“理想国”中应该约束诗人的作为,那些不合群的诗人应该被赶走。柏拉图的老师就是与孔子齐名的苏格拉底,他的言论也是由他的弟子们录传下来的,我国新诗运动的揭橥者胡适特别赞赏他这一箴言:“我所不知道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由此可见他更偏重于理性的人生观之一斑。他即便写诗,结果也会跟胡适一样,决计赢不到诗名。由于他的夫子气比孔子还重,生前的遭际比孔子还悲惨。

    现代诗人要想从千军万马的列队中脱颖而出,或者指望哪位大师编出可媲美《诗经》的那样的现代诗范本来遵循,都不大可能。因为,“轴心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再也出现不了孔子或苏格拉底那样的“轴心人物”了;现代人即便有孔子或苏格拉底之德,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之才,要想得到普遍的承认,也是难上加难的,何况时代发展之快,知识更新之速,都并非一己之力可以奏全功的。尤其值得关切的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好诗的社会人文环境日益凋敝,尽管爱诗者们不时竭力为这“艺术皇冠上的宝石”重放光彩而鼓与呼,我们仍应平心静气地承认这样的现实:在诗性的高雅艺术领域中,早已不仅仅是“伯乐难得”,而且是“千里马更难得”了!可以说,诗性文化在西方商业化的通俗娱乐文化的汪洋中早已沦为礼仪性的点缀品了。不信,您就是走遍欧美各国,恐怕也找不到那里写诗的人的总数有我国当前“诗民”的十分之一之多。这里虽有相当多的国人是由于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散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去诗化”的危害性认识不清,以为只要像他们那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诗人”;但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汉语文化圈,连带我们“趋诗化”的民族性,注定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诗”总是要在我们各种文化生活中充当“常客”,因此,出产它们的“诗人”绝不匮乏。自汉代“尊儒”以来,我国历代“诗人”(加引号是为了与外国诗人有别,他们一般要比我们专业化一些)的数量都远远大于任何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当今中国诗坛如何争取从“以量取胜”上升到“以质取胜”的高度,对个人对国家都有十分深远的人文进步意义。

    尽管诗人在任何地域都是略为脱俗的一种荣誉称号(被加封为“桂冠诗人”之类的殊荣,倒往往产生反效果),实际上他们一般只是富于幻想而且“个性化“突出的凡人,他们的理性直觉能力也并非一概高于常人,但是,随着诗艺(即语言的创造性的、高度凝炼与谐调的运用)的精进,这种能力必然随之而提高,否则便是所选取的诗路原就不对,根本写不出具有普遍感染力的诗作(用孔子的话来说,它“可以兴”,即:同时产生审美的愉悦和理性的认识作用)。因此,选取合适的诗歌题材(它关系到诗人的世界观和生活经历)固然重要,但采取怎样的创作方法对于诗作者来说更加重要。公认为现代主义先驱者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1821-1867)比“垮掉的一代”早一百多年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浪子”,但由于坚持行之有效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方法,他的《恶之花》诗集中的作品既具有强烈的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气息,又具有深湛的古典美和狂放的浪漫情调,是任何阶层、任何年段的读者都不想错过的诗歌胜地。(参见拙译《回忆波德莱尔》,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下面转引一下波德莱尔所借鉴的他本国古典主义大师布瓦洛在《诗的艺术》(诗体论文,可简称“论诗”,首发于1674年)在第一章中关于“情理”与“音韵”互相配合的论述:

       不管写什么主题,或庄严或谐谑,

    都要情理和音韵永远互相配合,

    二者似乎是仇敌,却并非不能相容;

    音韵不过是奴隶,其职责只是服从。

    如果我们为找韵肯先用一番功夫,

    习惯很容易养成,韵自然一找就有;

    在理性的控制下韵不难低头认命,

    韵不能束缚理性,理性得韵而丰盈。

    但是你忽于理性,韵就会不如人意;

    你越想以理就韵就越会以韵害理。

    因此,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

    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

       大部分人迷惑于一种无理的偏激,

    总是想远离常理去寻找他的文思……

                                (引自《西方文论选》上,任 典译)

    波德莱尔未接近穷途末日之前,跟理性没有什么缘分,但他的语言天赋很早以前就已显露出来:与正常的幼儿没有什么不同,从牙牙学语的阶段开始,音韵就在他咿呀不清的语句中崭露头角;看到布瓦洛能把在他的心里还没有什么影子的厚重的诗学写得那样言简意赅,头头是道,韵如贯珠,他不禁见猎心喜,暗下决心:将来走出学院,找些人生乐事,一定要写得比这位老先生更活泛,但又不能少了他那种书卷气……后来,他真的做到了,但不是因为有了什么“乐事”,相反的,是在债台高筑、四处躲债的那样苦不堪言的情境中通宵达旦地精心结撰各类诗文,希图在出版商那里卖个好价钱。他平生所写的160来首诗,首首有韵,但句式灵活,不少十四行诗既不按意大利模式,也不按莎士比亚模式走。他为了快点将自己的感受写出来换银子,便打起“散文诗”(直译为“寓于散文的诗”)的主意,说:“在这雄心勃勃的时代,谁不梦想出现一种没有节奏、没有韵的‘散文诗’(或称‘诗意的、音乐性的散文’)的奇迹?”在我看来,后来世上陆续推出的像他的《巴黎的忧郁》这本小书中的那样“散文诗”多是十分纯净的散文,倒是眼下我们大量涌出的没有节奏、没有韵的“新潮诗”,如果更加短小精悍、清晰明白一些,适于归入不诗不文、亦诗亦文的“散文诗”的范畴中,但最好根据其具体性质,另加诸如“小诗”、“杂感”、“楹联”、“警语”之类专名。要之,勿以“分行”为诗文的分野,我国古代诗文均不分行,仍判然有别。

                                                 (201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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